文汇报驻京记者 彭丹

【资料图】

在景山上，北望北京中轴线。 图/视觉中国

元明清时期北京城市格局变迁图。（受访者供图）

英国人类学家约翰·里德在《城市的故事》中说道，罗马用石头建造的房屋可以维持几个世纪，但他们的城市却延续不了那么久；中国用木头和泥土建造的房屋并不耐久，但他们一直存在一个理想的城市模型，并延续了千年。有3000多年建城史和80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堪称这一理想城市模型的集大成者，从钟鼓楼至永定门的长达7.8公里的中轴线，则是这座伟大古城的“脊梁和灵魂”。近日，《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2022年—2035年）》推行，中轴线的申遗保护工作迈上了新台阶，依托中轴线的壮美城市将从历史走向未来。

故宫、天坛、太庙、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许多你能想到的北京地标性建筑，如明珠镶带般分布在这条中轴线上，其中有中国等级最高的古建筑瑰宝，还有多处世界文化遗产。从初现中轴雏形的曹魏邺北城再到宏伟规整的隋唐长安城，北京中轴线凝聚了历代都城的营造智慧，将古人道法宇宙、“象天设都”的理念落实到一砖一瓦；从五四运动时的天安门集会到解放军从正阳门进驻北平，它见证了诸多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和兴衰替变；从伫立数百年的宫殿楼阁到高耸入云的奥林匹克塔，古老与现代在这条轴线及其延长线上交相辉映，诉说着北京这座城市的过去，也擘画着它的未来。

早在2011年，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便启动；2012年，中轴线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7年，“积极推进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被写进《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今年1月28日，《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2022年—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公布实施。

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制团队负责人吕舟认为，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遗产“讲述的是一个中华文明的故事，讲五千年文明的传承，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讲中华文明传统的审美观念。这些都在北京中轴线的遗产价值中呈现了出来”。

接下来，让我们穿行这条梁思成笔下“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由此切入北京城的脉搏，梳理这座城市乃至整个华夏大地的历史经纬。

7.8公里浓缩数千年建城史

景山，北京中轴线上的制高点，在这里最能感受到中轴线南北引伸、一贯到底的雄伟气魄和北京城独有的壮美秩序。

站在景山之巅的万春亭向南远眺，一座座金黄琉璃瓦的紫禁城宫殿在阳光下闪泛着金光，青砖灰瓦的四合院和苍翠树荫绵延在宫殿两侧；朝北望去，钟鼓楼矗立在车如流水的地安门外大街上，“前朝后市”“暮鼓晨钟”的北京老城尽收眼底。

全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向南经过万宁桥、景山、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南至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东西对称布局于两侧，北京城左右对称的形制和所有重要建筑的空间分布，几乎都依托这条中轴线而展开。依据《规划》，这15处建筑及遗存是中轴线遗产构成要素。

北京中轴线承载了“以中为尊”“天人合一”等延续千年的中国传统哲学观念，见证了中国城市发展3000年的历史脉络。

“中国古代都城的设计与早期礼制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长期致力于社会史、城市史研究的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扬介绍，都城作为皇权的象征，其城市规划是儒家思想在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具体实践，而这方面最经典的文献是《周礼·考工记》。

虽然中国古代从未出现“中轴线”一词，但从《周礼·考工记》对理想都城“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的描述来看，这条中轴线已经呼之欲出。有考古学者表示，被誉为“最早的中国”的二里头遗址即出现了依据中轴线规划的宫室建筑群。

至于城市中轴线的考古实例，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曹魏时期的邺北城。北魏洛阳城的宫城中轴线与城市中央的主要街道铜驼大街重合，纵贯全城、具有唯一性和重要礼仪性的中轴线规划格局正式确立。隋唐时期，对于都城中轴线的规划已经开始具有一种自觉意识。隋唐长安城从宫城的承天门和皇城的朱雀门向南直通南城墙的明德门，成为贯通皇城和城郭的南北向中轴线，使整个长安成为东西对称的布局。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东西两面郭区的街道和“坊”“市”相互对称，呈棋盘格式。

“古代许多大型宫庙存在建筑轴线，但由于宫城大多在都城的东部或西部，所以宫城轴线并不在都城的东西居中位置。到了隋唐以后，宫城的中轴线与都城的中轴线才基本重合，这也是王朝权力高度集中的一个标志。”李扬说，还有学者考证，西汉以前的都城实际上采用坐西朝东的城市布局，将宫城造在西南部（因为古代礼制以室中西南隅作为尊长居住之处），东汉王莽改制之后，规定在国都南郊举行皇帝祭天之礼，使得都城布局改为坐北朝南；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都市布局进而由坐北朝南发展为东西对称、南北向的中轴线格局。

隋唐以后，这一时期的统一王朝并没有真正营建过新都，而是在原有城市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因而并没有足够的空间将《周礼·考工记》的理想完全付诸实践，直到金戈铁马的蒙古人来到北京，兴建起了大都城，逐渐发展为数千年来最遵循儒家礼制的理想都城。

不断巩固的中轴线

如今去到人流如织的北锣鼓巷和南锣鼓巷一带，你依然能辨别出元代规整的“鱼骨式”胡同格局，这里是元大都胡同肌理保存最完好的地区之一。

元朝之前，北京本是金朝首都，称中都城。1215年，金中都为蒙古铁骑所破，金人修建的豪华宫阙被付之一炬，中都城改称燕京。

1264年，忽必烈听从汉臣刘秉忠的建议，决定迁都燕京，在金中都城的东北郊另建新城，命名为大都，以此经略中原。

刘秉忠也是大都城的“总设计师”。正因深通儒家经典，刘秉忠在奉命规划大都城时致力落实《周礼·考工记》里对帝都的理想布局：

首先确立了全城平面布局的中心——中心台，在台东约23米处又建中心阁（相当于如今北京城内鼓楼附近），由此确立了元大都中轴线的基本走向。皇城被放在钟、鼓楼的南面，全城南面的中心位置。太庙被安置在皇城东侧，符合“左祖右社”中“左”的位置，社稷坛被安置在皇城西侧与太庙对称的“右”的位置。商市则分布在都城中心钟、鼓楼一带，以及各个交通枢纽的大街和城门附近。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曾表示，元大都是第一个完整意义上贯彻《周礼·考工记》的城市，但它并非机械性地照搬《周礼》，而是有创造性的发挥。

大都城以积水潭（今什刹海）为中心布置城市，环太液池布置宫殿，先确立全城规划基点，再确定宫城、城郭和街道布局……这些规划方法在中国都城建造史上属大胆创新。“游牧民族有‘逐水草而居’的传统，重视水源，所以元大都宫城的西边就是太液池（包括现在的北海和中海），成为都城景观的一抹亮色，这就把少数民族的元素融入都城的建设中了。”李扬说，北京的都城规划融合了不同民族元素，也体现了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虽然多民族王朝在北京建都，同一性却是主流。为了强调政权的正统性，这条肇始于元朝的北京中轴线在明清被一步步拆修、完善、巩固，见证了皇权与礼制的相互促进。

1421年，明代永乐帝迁都北京，在此之前明朝几乎拆除了全部元大都的宫殿建筑，调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修筑了紫禁城。相较元大都，明代北京城整体南移，随着嘉靖年间修筑外城，北京城开始形成我们今日所熟知的“凸”字形格局，北京中轴线向南延伸到了外城永定门，向北延伸到钟鼓楼，这一格局延续至今。

明朝还将太庙、社稷坛安排在了皇城内、宫墙前，并在紫禁城的北面修建了压镇前朝的“万岁山”（即景山）。紫禁城准确地布局在中轴线正中间，“皇权至上”“惟我独尊”的气势烘托至高潮。

过去给北大地理历史系讲课时，侯仁之常讲起一个故事：明代一位县太爷被皇帝召见进入皇城，他首先进入大明门，诚惶诚恐走完500余米的千步廊，看到金水桥，视野顿时开阔，县太爷以为马上就能见到皇上，谁知进入承天门后还要走180余米到端门，再走380余米到午门。到了午门，视野再次变得开阔，看到内金水桥，前面是奉天门，要再走180余米。过了奉天门，县太爷终于看到奉天殿，走过去就能见到皇上了，但是经过前面一长一短、一短一长在中轴线上的行走，县太爷终于扛不住巨大的精神压力，瘫倒在奉天门。

清定都北京后，迅速接受汉文化，雄心勃勃建立起大一统江山。与大多数将前朝宫殿推倒重建的王朝不同，清朝沿用了明朝的紫禁城，并通过修缮、重建宫殿、坛庙等礼制建筑对中轴线进一步精雕细琢。

“如果说古都西安和洛阳代表的是古典中国的形象，那么历经元明清三代发展而来的北京城就代表了近世中国的形象。”李扬说，自此以后，这种重重城门包裹的方形城市成了域外对中国古代都城的标准想象。

漫长的保护历程

横向来看，不少东亚古都（如日本平城京）的中轴线都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这使得保留至今的北京中轴线显得尤为珍贵。传统文化理念的一脉相承和历代帝王加强皇权的需要固然是中轴线得以连续的原因，一代代人的苦心研究与守护也不容忽视。

中轴线上的建筑多为木筑结构，在刀兵水火前异常脆弱。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中国古建筑保护第一人”、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深感战事将近，担心北京城内的古建筑会遭破坏，便组织了一批文保先行者对北京中轴线进行测绘。1941年，朱启钤几经辗转，委托梁思成的弟子张镈率天津工商学院建筑系学生，就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对南起永定门，北至钟楼，包括天安门、端门、紫禁城四门、角楼、故宫三大殿、钦安殿和鼓楼等北京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以及太庙和社稷坛两组古建筑群实施精密测绘。

1945年，就在抗日战争迎来胜利曙光之时，这一规模浩大的测绘工程结束。测绘班子制成了704幅精细如照片的实测图纸，成为上世纪40年代中轴线古建筑最完整、翔实的记录，也为如今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的编制提供了一定的历史依据。

提到中轴线的研究与保护，另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是梁思成。早在1930年代总结中国建筑平面布局的基本原则和特征时，他就提出了“南北中线”的说法。1951年，梁思成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们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一文中盛赞“北京在部署上最出色的是它的南北中轴线……”，北京中轴线概念被明确提出。

“梁思成先生在当时提出中轴线概念是有深意的。”李扬介绍，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正在规划北京行政中心区的位置，以梁思成、陈占祥为代表的一些专家认为，应该把北京老城完整保留，把中央行政区放在其西部，为此极力阐释中轴线的价值以及它与北京老城血脉相连的关系，以此论证北京乃“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

这一“梁陈方案”当时并未被采纳，好在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中轴线考古研究的完善以及国内对历史城市、遗产保护意识的加强，尤其是2011年中轴线申遗启动之后，保护中轴线与北京老城越来越成为当下的共识。

北京中轴线上的关键性遗产在过去几年受到了前所未有力度的保护。据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介绍，截至2022年，围绕北京中轴线已展开钟鼓楼文物保护、地安门外大街界面整治与织补、景山寿皇殿文物保护与展示、太庙内垣历史环境整治、正阳门箭楼文物保护等卓有成效的遗产保护与管理工作。2022年10月起施行的《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更是为北京中轴线的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全面的法治保障。

2023年1月28日公布实施的《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2022—2035年）》进一步为有效保护管理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提供方向策略和基础依据。依据规划，北京将以“城”的整体保护达成中轴线遗产环境的保护，进而实现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让正阳门文物建筑与雨燕和谐共存，使北京中轴线上20条景观视廊通达有序，留住居民的乡愁记忆和老城情怀。

属于每个人的文化遗产

北京龙潭中湖公园岛上未来美学馆正在举办《古今颂》北京中轴线文化摄影作品展。借助摄影师的镜头，游客们能看到北京中轴线上的百年变迁，甚至那些已不复存在的中轴线上的建筑，触摸北京城最原始的风貌。

这一摄影展只是北京中轴线愈发火热的公众宣传活动缩影。路过一些北京的中小学，你会发现校门前张贴着微型的“中轴线展览”，去到一些社区微展厅、书店，你能听到不少专家的中轴线讲座；你还能用手机在什刹海、钟鼓楼等体验点开启一场数字化的中轴之旅……

吕舟发现，如今谈论北京中轴线的普通市民变多了，“就像家里头有一个祖辈传下来的东西，过去一直放在那里，谁也不在意。现在把它拿出来拂去尘土，大家一看，原来我们家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呢。”他认为，北京中轴线申遗，让市民有了更多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保护北京中轴线，保护老城，就是在保护一个城市的文化认同。

实际上，中轴线的记忆不仅指向宏大的帝王叙事，也指向平民百姓的烟火日常；如今的中轴线不仅在于凸显皇帝的权威，更应该平等地属于城市中的每一位公民。早在民国时期，随着朱启钤主导的北京近代化城市改造，那些原本为平民禁足的皇家苑囿被改造成面向大众的博物院或公园；新中国成立后，经改造的天安门广场成了人民的广场，取代了明清紫禁城位居中轴线核心的地位，每天都有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此打卡、拍照、观看升国旗，中轴线上及两侧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无不展示了中轴线属于人民的时代气象。

近年来，北京市举办了各类中轴线相关的活动，比如中轴线大讲堂、中轴线文创市集、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大赛等。在吕舟看来，北京中轴线申遗制造了一个让大家关心和讨论的文化事件，让社会更具有凝聚力，中轴线已成为每个人的文化遗产。“我们在大赛中看到了很多漂亮的作品，所以中轴线不仅仅是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文创产品和艺术创作的灵感和富矿。”随着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加深对中轴线的认同，并主动参与到遗产价值的挖掘与传播，这条古老的城市之脊将生生不息、通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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